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是配乐的歌问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这一起源于民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却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出现草体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两个相反相成的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则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自词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