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一篇论北京城市规划的文章中提到：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帝国想象至今仍在一些人的脑海中盘桓。中国的影视制作者们也一样，他们似乎离开大而无当的主题想象，就无法创作和制作了。
电视剧方面，帝王戏成了他们的唯一王牌，或正剧或戏说似乎屡试不爽，平民生活是进入不了他们的视野的。这些美其名曰历史剧的电视剧，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剧，只是帝王戏。这些帝王戏也不是以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或评价为主轴的真正的“正剧”，而是粉饰太平的歌功颂德之作，无疑是泛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假大空”。但很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公民社会。
与此同时电影界开始的一场在制作上以金钱为标的竞赛也在上演。在外国电影强大的资金和制作挤压下的中国电影，一度失去自己的市场。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行列的中国，似乎找到了一条重新培育中国电影市场的道路，就是或与跨国资本合作，或由国内资本投资的不二法门。这种救市策略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这种策略中，并没有艺术和心灵的位置。用钱堆出来的电影可能是一部好电影，如《魔戒》，可能是一部坏电影，如当年的《水世界》，这不是电影成功的标准，也不是市场成功的标准。好莱坞的大制作源于它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美国，看电影和看得起电影的人群一直正常的存在，可是今天的中国，连我这样的中等收入者，要去北京稍好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觉花费不菲。而除了几个大城市，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和中小城市甚至看不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被中国电影抛弃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抛弃了中国电影。
我认为韩国影视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文化意义上的，即继历史上儒家文化传入韩国第一次振兴之后，近一百年西方基督教文化再次传入，使韩国从文化的意义上获得了输血，确立了新的人性观和价值观，这种振兴是彻底的根子上的。所以韩国影视除了寥寥可数的如（《太极旗飘扬》张扬国家价值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平民意识”的作品，即描写平民的生活、特感、精神和境遇。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来观照当代生活。二是韩国有自己的品牌，像他们的汽车工业一样，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影视文化产业的品牌。台湾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现在成为亚洲四小龙最后一名，而韩国是第一名。《大长今》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作品仍然是以人性为创作的基本点，不是仅以投资规模为出发点，故它成功地输出了经过换血输血的韩国的新价值观。
中国影视急需平民意识，回归艺术本体，恢复心灵特质，并以此为建立中国的影视品牌的基础，否则终将被人民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