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H省一中学发生群发性肺结核事件后,A县政府官网于2017年11月16日中午通报证实确有此事,但对事件涉及的范围和人数只字未提。而根据《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肺结核疫情严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疫情处置情况。
据多位感染肺结核学生及家长反映,经自发统计,至少已有50位学生确诊,其中有42人都是高文科优生班S班的学生。
8月6日晚,S班班主任叫了3位男生进办公室,班上学生一开始以为是让他们三人搬学习材料。这三个男生回来后告诉他们,学校让他们休学。而这三个男生,都出现在学生自行搜集的肺结核感染名单中。
随后几天该班每天都有学生请假回家检查。
S班的学生宋某告诉妈妈自己有点咳嗽,想去大医院看看,可妈妈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她以为,咳嗽无非就是有点感冒,去镇上的医院看看就行了,去县里要耽误学习。宋某坚持要去大医院治疗。妈妈当时不明白孩子的坚持。直到8月7号放学回家后,宋某才哭着告诉妈妈:“我的同桌得了肺结核休学回家了,我必须得去大医院检查。
原来,被学校劝说休学的三位男生之一,正是宋某的同桌。宋某妈妈这才着急了。第二天一早,宋某在县城的某中医院,查出空洞型肺结核。接着他们又去了县疾控中心,结论也并没有改变。
这位妈妈说:“学校肯定早就知道有得这个病的学生了,如果能早点采取措施,我不敢说我孩子就不得病了,但至少能容易康复些
随着请假人数的递增,学校从8月10日开始组织班里同学做血检,结果又发现了4个疑似病例。位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检查回来,班主任安慰我们说只有4个,大家可以放心学习。”
但是,同学们没有彻底放心。班里不少觉得自己有些症状的学生,还是自行请假去了别的医院检查。这些再去检查的学生,后来再未返校。
S班的王某说,他们确诊后,班主任曾告诚大家,“这种事情不要宣传出去,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有病”。
位在8月份被确诊为肺结核的学生的家长情绪激动地指出:“县疾控中心的医生跟我和孩子说,到疾控中心拿药的事不要告诉别人。而且到时可以给开复学证明,让孩子继续去上学。”两个月后,县疾控中心遵守诺言,给她的孩子开了复学证明。
为找到学生患病的根源,家长们从8月中旬集中检查多人确诊后,开始联合起来找学校要说法。对于孩子染病的原因,学校方面的回答并没有让家长满意,一位家长回忆道:“学校称学生肺结核的成因还很难说,学生们的病可能是外界空气污染、家族病史等原因造成的。”
据悉,这个89人的班级,在27日回到课堂的,只剩不到50人。众所周知,中学的标准班学生数是5人,89个学生差不多是标准数的两倍。教室里多了一倍人,其拥挤的程度难以想象。
对此有专家表示,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呼吸道传染是肺结核传播的主要方式,而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有很大的传染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表示,肺结核是一种较易传染的呼吸系统疾病,如遇低温天气且在相对蜜闭的环境中,部分学生体质弱,被结核杆菌感染后很容易传染肺结核,“室内污染一直以来都是个大问题,所以发生这次事件我并不奇怪”。
钟南山表示,我国长期以来对室内污染问题重视不足,对疾控防控投入不足,都是导致此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不过,肺结核的传染并非难以防控。钟南山指出,肺结核防控的关键在于杜绝结核杆菌的传播,比如对环境进行消毒、通风,让感染者休学,而这些并不难做到。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责任很大。工作没有到位,或者说工作到位了,疫情上报了,但是没有被重视。”钟南山认为,此次事件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力量的不足。他指出,近年来我国各级疾控系统人员流失严重,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政府层面重医疗、轻预防。
2017年11月18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一自建房屋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公安局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夜以继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开展现场勘查、复勘,物证检验、鉴定,抓捕审讯嫌疑人,现场指认,走访询间相关人员,组织遇难人员尸体检验,组织专家论证等各项工作,综合目前工作情况,此次事故排除人为放火嫌疑。经查实,起火原因系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樊某某等20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这次大火把大城市的风险预警问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近期《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初步勾勒出七大城市群的发展格局。
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风险源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推动大城市发展必须把妥善应对各种治理风险作为一项前置性工作。丧失风险应对的警觉,将给大城市治理留下巨大隐患。而要做好风险治理,前提是要做到预警在先,明晰潜在的风险点。
人口规模化聚集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是大城市治理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城市本身就具备汲取公共资源的优势。大城市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它会以强劲的吸引力大量吸引国内外各层次的人口不断涌入。人口的规模化聚集对城市治理产生了非常直观的挑战,因人口聚集而衍生的治理压力不容小觑。
转型升级的阵痛使多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并成为大城市治理的棘手难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大城市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奠定扎实基础。但是,转型升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会一路凯歌,而会伴随经济增速放缓、失业人口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生存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将对城市居民的心理情绪产生影响。同时,大城市的转型发展还会夹杂延续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所附带的城市交通拥堵、垃圾废弃物总量无法减少、人居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大城市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人流、信息流、物流高度密集,不断汇集、迅速扩散,从而使各种风险源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给大城市治理带来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带来诸多非常规社会风险。事实上,各种调研的数据表明,金融风险、流行病爆发等非常规社会风险已经开始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给大城市治理的风险预防、识别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面对这些风险,大城市要在做好客观研判、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努力做好预治理工作。但是,客观而言,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精力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要根据面临的风险和现实挑战,抓住重点问题,形成有效突破。为此,要把突发性风险治理作为一个永恒的重点,形成及时、有效的突发性风险提取与反馈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来源与扩散路径,特别是要解决应急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问题,实现信息共享和应急协作。根据特大城市风险分布的特征,构建以政府管控为主导,多部门、多元力量参与的应急联动体系,形成政府公共应急、社会公益应急、市场化配合应急的强大合力。
这项工作是现代社会大城市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必然要求。
当前,人口规模化集聚、转型升级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使得大城市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非常规社会风险。政府部门一旦丧失应对风险的警觉,必然为大城市发展留下隐患。
因此,必须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形成及时、有效的突发性风险提取与反馈机制,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联动体制,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等应急配合的强大合力。需要注意的是,大城市治理不可能面面俱到,还需要精准把握城市特性,重点解决明晰的潜在风险点,形成有效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