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乡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常住人口占比仍然很高,还在于2.8亿农民工以及城市户籍人口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于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比重,还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对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乡村治理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正在发生改变,转型与治理困境正困扰着乡村社会。
部分村精英流失,部分村外来人口增加、甚至比例“倒挂”,农民找不到村干部,农村社会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巨大调整。
村务的内涵与外延从过去“要粮、要钱、要命”,转变为土地和农房如何流转、村庄环境如何治理、集体资产以及补贴如何分配等新问题。
由此带来新的治理困境,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并由此引发诸多矛盾。在许多村民眼中,“中央领导是圣人、省里领导是好人、市里领导是忙人、县里领导是坏人、镇里领导是敌人、村里领导是仇人”。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之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化悠久的农业大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既是一件打基础、固根基的眼前事,更是事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长远事。
是什么影响着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所有权跟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把农民从集体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时间。如今的“三权分置”则是把农民从“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情况下解放出来,让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了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转变:农民曾长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2004年以后国家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农民曾长期为农业生产经管活动缴纳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多种补贴政策。另外,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我国不断地推出了新农合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让农民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实质上是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我国早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村组集体虽然还要不同程度地承担集体公益事业,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应时代的需要。所以从上世纪8O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改革,到 1983年 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废除人民公社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新体制,这个体制在过去 30 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这个体制还将发挥巨大作用。
2019年 6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站在顶层设计的角度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搭建起整体框架。
《意见》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十七项主要目标在组织领导、协同机制、强化保障、分类指导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指挥棒”方向明确、作用明显。
根无土则不发,鱼无水则不活。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原的“神经末梢”,各地在研究推进过程中,既要站位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擘画,也要俯下身子、深入农村,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制定出符合村情民况、各具特色的具体措施。如果生搬硬套、按图索骥“一个模式套到底”,就会导致“南橘北枳”甚至起反向作用,既做“无用功”耗时伤神,也影响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老俞是 H市A县 Y村的村委会主任,当村干部已有 11年,这些年来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村里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率和调解成功率均达 100%。他说Y村蓬勃发展治理有序有效,关健在于大家的事由大家参与、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作为移民村,Y村全村 280户人家有108个姓氏。上世纪 80年代起,村里人靠山吃山,先后建起了石灰窑矿、办起了水泥厂,一度成为了 A县的首富村,但与之相伴的是,村里不仅污染了环境,开矿时还炸死了人。
怎么办?村里的事得大家来定。
村支书老鲍回忆说当年是继续开矿还是马上关矿,大家思想不统一。“我们举手表决通过民主讨论,最后决定关闭矿山,进行环境复绿和全面发展农家乐,走上生态富民路。”
自此 y村逐渐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依托土地、矿山、竹林等集体资产,村里成立旅游公司,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5年的 8732元增长到 2018年的 4735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91万元增长到 480万元。
这几年,来y村参观考察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也跟着红火起来。为了规范农家乐的发展,在众人商议的基础上,村里制定了农家乐管理条例,对污水处理、明码标价等作了明确规定。
“春林山庄”老板小潘,是 Y村最早开办农家乐的村民。对于这一管理制度,他很认同:近些年,我们村陆续建起了35家农家乐,虽然规模不一,但大家都守统一规定,合理竞争,有序发展。”
A县县委书记说,“y村经验”建立了类似生态系统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村规民约等生态产品,构建了多元互动、协调合作的新型社会关系,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范例。
风格一致的独立小楼,整齐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马路两旁。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不同种类的花木,或者留出一块草……这是J镇 D村和 P村的新生活场景。
而几年前,这里是完全不同的场景。聚居区内乱搭、乱建、乱牵、乱停、乱放、乱挂等“六乱”问题突出,仅 P村违章建筑最多的时候有 160多处;邻里纠纷频发,村民公共意识薄弱,自治意愿和自治能力明显欠缺。
J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介绍,2012年前后,J镇部分村民先后迁入集中居住区。老百姓搬到新的居住区后,把原来乱放、乱建的毛病也带到聚居地。“有一些村民特别是年龄大的人,家里边有一些舍不得丢的东西,就堆在房前屋后。原来我们农村的房子,在修好后要在旁边搭一个偏房堆放杂物。”
村两委一度请镇上的城管队和派出所协助拆除所有搭建物。“当时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但后来慢慢的这家建一个,那家建一个,又建起来了。”P 村党总支书记说。
在一片被三面房屋围着的约300平方米的草坪前种了一些树木,几个室外健身器放置在此。“这个小组团共有 11户村民,空地上原来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P村党总支书记指着这一片房屋说,“村干部告诉村民,我们打算做一个花园,请专家来设计,大家出点工。”
建花园符合11户村民的共同利益,但各家各户的想法不一样,有的希望在窗子和门口栽一棵树,这样可以遮挡隐私;有的希望有充足的阳光,不要裁树。村委会多次召集住户开会,不断修改和完善方案,直到一致通过。
这个花园就是为村民创造的一个新的生活场景。这个试点很成功。村民在共创共享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出了公共意识。
在 D村,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中心,包括健身房、文创室、儿童之家等,其中最为醒目的是图书室。该图书室藏书 6000多册,种类繁多。D村以定期举办读书会的方式,吸引村民参加阅读。
据D村党总书记介绍,村图书室获“全国示范农家书屋”的称号。村文创室研发了手机壳、玩偶等20余种产品,惠及留守妇女创业。
【参考解析】
变化:1.社会人口结构从静态社会变成了流动社会;2.村务的内涵与外延从过去“要粮、要钱、要命”,转变为土地和农房如何流转、村庄环境如何治理、集体资产以及补贴如何分配;3.从经济层面来看,农业从“主业”变成了“副业”,4.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了从“索取”“给予”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范文】
健全“三治融合” 实现乡村“善治”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是提高治理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
让农村自治“实”起来。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自治”,要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让敢于开拓创新的农村实用人才充实到基层支部中,强班子、带队伍、谋发展;要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调动广大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要健全自治体制机制,积极构建乡村联动机制,实现乡村治理重心下移;要倡导设立村民理事会等自治团体,通过创新村民自治、民主协商等形式,充分调动村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让农村法治“严”起来。法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实现乡村治理“法治”,要加强民主监督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实现民主监督,促进民主法治,创新民主议事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要实施村务公开工程,进一步完善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及时公开组织建设、脱贫攻坚、工程项目、贫困户确定等重大事项;要发挥好纪检监察巡视作用,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增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要提升乡村干部依法行政能力,要对村两委干部加强法制教育,让他们熟悉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依法治国、依法治村,自觉按法律办事。
让农村德治“活”起来。德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治理“德治”,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引导农民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念,确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人生追求;要移风易俗,形成健康向上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发挥乡村红白理事会作用,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树立尊老爱幼、重义守信、勤俭持家之风;要实施村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挖掘和打造基层群众中的道德模范、文明先锋、榜样人物,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积极弘扬道德新风;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大力开展传统节日、民间艺术节、农民丰收节以及农村文化周、文化下乡、农民体育等活动,着力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营造积极健康的乡村文化环境。
乡村治理,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补充。推进“三治融合”齐头并进、协调互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