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在每个基本理论上都有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 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应该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状况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 此问题上的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 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 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 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做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 《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几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第一点说：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 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 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 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 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 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以“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时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辩者，即加以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