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过去几年里，智能设备、量化 app 和社交媒体等正逐渐将人类编织在一个机器思维的罗网里。 在这个罗网里，人类的各种活动正被一一转化为数字。比如行走，戴一个腕带，你会发现自己每天 行走 3000-4000 步、距离 2-3 公里，大约燃烧 100-150 卡路里。 当苹果手表推出时，“量化自我运动”的领袖人物宣称，这些最贴身的小设备以及它们所采集 的数据对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积极意义——这些数字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清晰、干净、容易 消化的信息包，可以作为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揭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秘密规律，帮助我们看到平 常意识不到的因果关联和相关性，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还会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依据或指引，每当我们想做一些愚蠢的、不健康的或不好的事情时，这些数字会提醒我们，甚至直接进行干预。比如苹果手表内置了触感反馈，如果你坐得太久，手表会震动提醒你该站起来走走。 也许以后 iwatch2 能测量你的血清素水平， iwatch3 会知道你完整的基因组图谱，会体贴地告诉你， “基于你的心脏状况，我已经取消了你的有线电视， 给你报了一个六星期的健身课程，把你刚才预定的比萨改成了沙拉”。 当然，在健康管理这一实用目的之外，“量化自我运动”背后还有一个宏大的精神性假设：数 字有可能最终发掘出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去往 何方”的真相。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引用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在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里，简捷的答案、简单的方向、准确的知识，往往更有吸引力。今天，我们以科学的名义，将命运托给数字——我们的真实自我，不再取决于内在的思考或感受能力， 而是被外化为可处理的数据；我们在无休止的个人数据的生产中寻求独特性，并在不断的刷屏、转发、点赞、分享中获得存在感。这意味着我们的喜好、行为、思想、价值观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 的内容，并最终被用来决定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以及如何行动，甚至如何参与社会。 量化自我背后的动机绝非纯粹的认识自我，或者对健康的考量，否则就没有必要分享了。这场 运动的深层动机， 恐怕更多的是一种炫耀和虚荣， 在这个人人都能出名 15 分钟的世界里确保自己不至于被湮没。 量化的尝试，往往也是简化的尝试，而人生的某些层面是无法通过数据来了解的。一百多年前， 尼采就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信息简约主义做出尖锐批评：“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把‘存在’贬低 到只消数学家在室内用一台计算机就能‘运算’出来的地步？” 《福布斯》杂志的记者希尔针对“量化自我运动”及其无数应用程序写过许多文章，在一次自 我跟踪实验中， 她对该拿这些数据怎么办表达了自己的迷惘。 多亏了一些聪明的软件， 她发现， “我 最幸福的时候是在酒吧喝酒；最不幸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在工作中；星期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其 次是星期三；我跟前男友互动比跟现男友互动更开心”。至于现在怎么做，她却并不知道——“该 拿这些这些结果怎么办，我有点糊涂了。这意味着我应该工作时多去酒吧里待着，优化我的幸福感 吗？还有，我应该重新考虑跟男朋友的关系吗？” 但凡新技术都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它被视为愚蠢的新玩意儿，除了娱乐少数古怪分子外别 无他用；然后，当它逐渐变得流行，人们开始指责它是文明的威胁，将人变成孤独的、没脑子的自恋狂。最终，人人都在使用它，我们开始怀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大惊小怪、苹果手机正将“量化自 我运动”推入第二阶段——如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加入这个游戏，意味着你允许数据 定义你是谁；或者拒绝参加这场盛宴，则意味着你放弃了这场盛宴所承诺的美好未来——开放，进 步，战胜疾病、衰老和死亡，甚至很可能为之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