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数据泄露等新风险。法律人多主张积极立法、控制新风险。对于恶意利用技术的电信诈骗、网络色情、P2P非法集资等黑灰产业，各国都在严厉打击，我国也在不断出台新法律以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通过立法控制新风险之前，立法机关也应重视法律干预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为创新企业减轻制度负担，避免敏感型立法过度干预产业革命。 首先，信息技术的风险不能被夸大。互联网、人工智能大大降低了社会风险。一方面，新产业风险的危害性后果低于传统领域。例如，同样是财产犯罪，工业时代的主要方式是入户盗窃、街头抢劫，谋财常常害命。而网络时代的财产犯罪，主要是通过窃取个人数据实施网络诈骗，其危害往往限于经济损失。①另一方面，新技术产生风险的同时会消除传统风险，提升人类社会的安全性。例如，自动驾驶有风险，但与人工驾驶相比，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将让醉酒驾车、闯红灯、超速驾驶等交通事故的概率基本归零。同样，人工智能会带来机器杀人的风险，但同时也将大幅度降低人类在高危行业与高风险行动中的死亡率。 其次，对新产业，法律适度的不作为也是作为，②如果对新产业风险过于敏感，积极干预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法律不能跑在产业发展之前预设屏障。任何新产业都会带来新风险，法律在防范技术风险的同时不能过度干预产业发展。切不可产业未动，法律先行。例如，在人工智能产业还在萌芽之时，法律人已经在讨论如何防范“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等危险。事实上，汽车、电脑都是有特定功能的机器人，机器的某一项能力超越人并不可怕，人类的运算能力被电脑代替，但人类马上会开发出新能力——设计算法。与动物不同，人类有强大的进化与改变能力，在传统能力被机器超越后，人类就会不断开发出机器没有的新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后，立法者就不必担忧“防止AI控制人类”等伪命题，更不能超越产业发展的现状预设禁区从而阻碍技术发展。面对新领域，相关部门应当确立“技术没有原罪、创新没有边界”的理念，加快推进5G、区块链、AI等新兴技术应用的速度，催生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企业。法律应当制裁滥用原子弹的人，而不是禁止发明原子弹的技术。③ 最后，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非限制产业创新。随着“互联网+”加速与产业融合，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大量立法的趋势不可改变。④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促发展、保创新。一方面，立法的目的是消除民间创新的禁区。2018年，美国特斯拉公司发射重型火箭并开展了探索火星的项目。作为民营企业，这会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站在国际竞争的高度，所有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都不应该有制度限制。立法应当实现公私企业同等享受政策优势和金融扶持，逐渐放开垄断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航天、通信、金融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立法不能“正确但无用”。例如，2018年生效的欧盟GDPR，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强化企业责任，虽然起到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效果，实现了政治正确与道德正当，但严重限制了欧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世界前20大互联网公司无一是欧洲公司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