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你敢来一次没有下家的裸辞吗？”这是以 80、90 后为代表的年轻人中正流行的一句话。 当50、60、70 后不理解，甚至没听过这种前卫的职业行为时，裸辞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裸辞理由主要集中在待遇低、工作压力大、不感兴趣、没发展前景等方面，当然还有“为了爱情”等浪漫因素。 春节后第一天上班，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技术工作的 85 后王帅（化名）就递上了辞呈，虽然还没找到下家，且只有一个开餐饮店的初步想法。人事部门的答复是，年底已有6人辞职，一时忙不过来，再等几天。父母没想到，王帅会辞掉这份当初从几百名应聘者手中抢来的工作。而他的解释是，辞职的想法已酝酿一年，没兴趣、工作压力大、收入太低，使他最后做出了决定。“虽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从业志向并不在此。”王帅说，这是一种解脱，与其在工作中纠结，还不如在理想中爆发。 智联招聘在春节后发布的《2013年白领秋季跳槽调研报告》显示，53% 的白领已完成或正准备跳槽；而刚入职的 90 后群体中，有跳槽意愿者高达 67%。前程无忧最近发布的 2013 年第三季度雇主招聘意愿调查报告显示，55% 的求职者最近一次跳槽方式为“裸辞”，高于 39% 的“骑驴找马”型求职者比例。 材料2 50后黄钢（化名）的职业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知识青年下乡修铁路，返城后进入石灰厂，转到电池厂后赶上改制下岗。“修铁路时，120 斤的沙土就这么挑过去；就算知道烧石灰对身体有害，还是会去做，这是国家需要，我们做好本分就好。”黄钢曾教育儿子“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28岁的大学生周凯（化名）曾经不得不以“离家出走”来对抗父母要求他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内工作，一个月的“杳无音讯”最终让父母妥协了，周凯也走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创业道路。 “他们总是想让我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端上所谓的‘铁饭碗’，但我根本不想去，那种安稳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想趁着年轻闯一闯。”周凯说。 在与父母的“较量”中，本篇开头中的周凯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父母不仅放弃让他考公务员，还拿出多年积蓄，支持他创业。“父母看我和朋友已经开起了公司，业务也还可以，再加上听说各级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多，慢慢改变了观念。只要我自己干得开心，收入也还可观，他们总会接受的。”周凯说。 材料3 某重点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谈到：“现在的毕业生更注重职业未来的发展是否有优势，与自己的个性、价值观等是否匹配。与之前外企、金融行业受欢迎相比，到国家主流行业和艰苦地区就业越来越受到毕业生的认可和青睐。”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该校毕业生去基层和西部地区的数量，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 某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完成一份名为“求职路上”的网络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找工作时比较看重哪些（可选三项）”时，选择“工资收入”、“福利保障”、“稳定”这三项的分别占到 22%、16%、11%，尽管仍占大头，但选择“职业发展前景”、“能否实现自我价值”、“专业对口符合兴趣”、“时间自由不太累”的也分别占到 13%、11%、9% 和 6%。 材料4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宋真宗赵恒《励学篇》中的成功观影响了中国人上千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 “供销社的红白糖，粮管所的夏杂粮，食品店的大小肠，最不行的就是邮电和银行。”上世纪 60 年代的民谣生动反映了当时短缺经济下对职业成功的界定。而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掂手术刀的不如掂剃头刀的”，也生动反映出当时“脑体倒挂”的职业生态。 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的新闻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陆步轩曾被讽刺为“浪费了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的失败者”。今天，“海龟”卖菜、大学生擦皮鞋都已不再是新闻。华中农业大学应用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何三杰放弃保研资格，选择回家种地发展循环立体农业，被看做农村孩子实现新型职业农民梦想的典范。 2007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汪杰已经换了 4 份工作，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的普通员工成长为今天的国海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他说：“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发展空间和选择余地要大得多。如果说原来是 360 行的话，现在可以说是有 3600 行，而且行行都能做出成就。”尽管社会成功观正不断变得多元、立体、人本，但其中一些“流行”的成功观并不可取。 某大学张副教授说：“不少人在择业时热衷追逐财富、求名图利、好逸恶劳，一门心思走捷径，盲目追求所谓的‘光鲜’职业、热门工作和暴利行业。这种浮躁、庸俗的成功观应当摈弃。” 材料5 “以前总相信树挪死、人挪活，现在才发现，人挪多了也会死。”对于一些求职者来说，频繁的跳槽经历让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尝尽苦果。“这已经是我两年来第三次跳槽了，希望这次能找到一个真正满意的工作。”今年 24 岁的张一涵告诉半月谈记者，每次跳槽后都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单位部门领导对于跳槽过来的人不是很信任。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离职员工一夜之间把办公室 10 多台电脑的硬盘全部取走，然后人间蒸发。公司重要信息丢失，业务一度陷入瘫痪、损失惨重。报警至今仍没法破案。”对于长沙企业主唐经理来说，最让他心烦的事情就是员工频繁跳槽。“如今年轻人职业流动性大，一个岗位待不上几个月就要走，而且是不打招呼就离职。” “每次招聘必问职业忠诚度，我们现在只敢招收有经验的人才，而且对跳槽变得越来越敏感。”海口某外贸公司的总经理符麒说，“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招聘和培养人才，培养完后又流失，让我们这些小企业不堪重负。” 在过于频繁的跳槽中，员工容易表现出轻言放弃、敬业度下降，仅仅将工作视为跳板或谋生手段。这些是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带来的负面效应，对坚守职业伦理提出了新挑战。 “爱岗敬业并不是说必须在一个岗位、一种职业上死守到底。”代红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只要对经历的每个岗位充满敬畏之心，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就不能说他没有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 某网站一份调查显示，多数年轻人称缺乏梦想，职业定位不清。很多人从工作前一直到工作多年后都不知道自己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少年轻人在面对文理分科、高考、就业等关系自己职业生涯的关键性选择时都感到非常茫然，因此在工作后经常感到对工作不满意。“你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那么工作时就难以全身心投入。”“缺乏职业生涯规划，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难以获得实现自身价值的认同，是跳槽现象扭曲的深层次社会心理学原因。”某网站社区部主任罗先生长期关注就业问题，他认为，现代职业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敬业、诚信、进取、奉献”应当成为关键词。 材料6 小程在上海某区文化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了 4 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单位每年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给‘有关系’的人顶上来，我的工作量和他们没什么不同，甚至比他们干得还要多，但收入差一大截，没有关系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在“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 年，699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而招聘岗位比往年减少15%，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无形中正强化着“关系”“人脉”“资源”的重要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认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7%）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 18.2个百分点，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51 元）高 654 元。“人往高处走是支撑个人奋斗的最大动力，然而不少贫寒子弟却发现通过奋斗未必能实现‘逆袭’，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从站上人生起跑线的那一刻就输了’。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必须让底层的人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某说。 “我一个同学面试北京一家外企，由于时间紧，来回都是乘飞机，光交通费和住宿费就花了 5000多元。而我每月生活费才500元左右，买一套像样的行头都嫌贵，更不用说‘打飞机’到处找工作了！”某大学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小张来自河南农村，他最近拒绝了湖南一家出版社的最终面试，只因为实在承受不起高昂的求职成本。他告诉记者：“有的城里同学想当公务员，报个辅导班就几千元；还有的求职花销都上万了，父母陪着到处找工作，跑遍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城市。” 材料7 就业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就业歧视。某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关于“求职路上”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学校、学历、性别和户籍是被调查者求职时遭遇过的 4 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的现实境遇，同样让很多劳动者寒心。江苏某国企员工小黄说，在他们单位，工资条是最敏感的东西之一。一个办公室里资历相当的同事，可能每个人的工资条都不一样。 更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在某些地方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比如一些大城市采用行政手段，将职业分为 A、B、C 三类，并规定，A 类是外来流动人口不能进入的职业； B 类是优先让城市居民就业，在城市居民不愿意的情况下，可以由外来人口就业；只有 C 类才完全对外来人口开放。 某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任远说，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户籍成了职业流动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很难获得公务员、国企管理层等金饭碗。就是在一般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如出租车司机、站点售票员等，外来务工人员也会受到排挤。” 20 年来，北京大学保安队出了 500 余名研究生、本科生，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局面，为个人的职业流动与身份转变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测量（一种衡量家庭和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法）发现，低分值社会群体的数目和比例一直呈减小趋势，而中等分值群体的数目和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上升流动的机会。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促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某省委党校王某认为，政府应在制度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加快收入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科学引导和布局行业开发，建立公平公正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政策。 “解决职业流动性受阻问题，完全依靠市场还不够。”有关专家强调，在具体法制、制度上，要清理现行有歧视条款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第三方维权机构和申诉机制；加大对就业歧视的惩罚力度，尽早出台《反就业歧视法》等。 专家指出，人们对职业公平的渴望和追求，实际上是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力量的壮大。因此，亟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尊重普通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公民的话语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