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提供两类经济理论：基准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在基本、基础性制度选择方面起到求真、明道的导向和指向作用。通俗地说，就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相对实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应对现实具体问题起到务实、优化的应用和操作作用。这样，前者基本理论更注重目标，旨在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方向性问题；而后者则更注重过程，旨在解决如何做，怎么做，能不能做，如何做才是最优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基准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有了这样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作出评估比较，才知道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结果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有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异常重大。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需要发展源发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现有基准理论前提假设的放松，以及对于描述性理论的规范化，不断发展出新的更加贴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由上述这两类理论组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应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被外界接受。
这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不断构建之中，只有进一步在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导向下，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聚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创新和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其为一门科学。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竟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竟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要善于和擅长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