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会生病，人人也都免不了讨论疾病，但是疾病这个词其实没有严格的边界。身体内细胞恶性增生所导致的癌症是疾病，外来病毒引发的非典型肺炎是疾病，纯粹外力引起的骨折挫伤当然也是疾病……那么，胖一些、重一些，是疾病吗？这个问题判断起来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腿上多一点赘肉，鼓起一圈肚腩，好像也看不出十分严重的健康问题。唐朝人曾经以胖为美，直到现在，很多部族和国家也仍然是以肥胖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依靠主观审美来理解肥胖，是不靠谱的。那么，医学界和医疗政策制定者在判断肥胖是否是一种疾病时，就需要非常小心了。因为一旦被定义为疾病，就意味着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对此进行积极干预，包括：提供关于肥胖危害和相关治疗手段的公众教育，提供准确诊断肥胖的手段，投资研究开发肥胖相关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报销低收入者的肥胖相关医疗支出等。这一切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本已十分稀缺的医疗资源会面临更多挑战。所以，要判断肥胖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不能依靠审美和普遍的价值观，而是需要确凿无疑的数据：肥胖是否会危害健康？危害程度有多大？如今，基于来自成千上万个体的流行病学数据，大多数权威医学组织已经明白无疑地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率先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这一思想也逐步演进并介入公众生活。一旦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紧跟着需要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治疗肥胖？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即便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慢慢承认肥胖是件坏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肥胖都被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医学问题。胖人成为愚蠢、笨拙、没有自控能力和道德软弱的象征，甚至成为公众调侃的对象。在很多时候，大众似乎倾向于认为，治疗肥胖需要的不是医学手段，而是自制力，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要学会自我约束；是纪律性，克服懒惰并坚持定期锻炼；甚至还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因为健康饮食、定期锻炼乃至与健康生活方式有关的知识，对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群来说，可能都是奢谈。这些原因导致肥胖的治疗成为一个界限模糊甚至有点儿敏感的话题。这些看法深刻影响了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对抗肥胖症的思维和行动。如果肥胖源于自我约束不足，那么用公共卫生资源予以治疗，对于善于自我约束者而言是否公平？如果肥胖纯粹是个人选择，那么从公共层面予以干涉，是否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如果肥胖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加以逆转，那么肥胖症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是否必须？ 目前的科学证据，至少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肥胖仅仅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问题的看法。一方面，有个好胃口乃是动物赖以生存的法宝，把自己塞饱甚至不惜大腹便便乃是巨大的生存优势，因为充足的能量储备意味着人类的祖先更有可能熬过下一顿饱餐之前的饥寒交迫。在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大多数时候过的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仅仅是在过去一两百年里，感谢化肥、农业机械、育种技术发展和杀虫剂，人类才能从整体上开始摆脱饥饿的困扰。而这种看到吃的就想饱餐一顿的巨大进化优势，放到美食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而短短一两百年间，人类还不足以进化出能够抵抗食物诱惑的新生物学“本领”。 另一方面，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证明，调节食欲的大脑中枢实际受到“饱”信号和“饿”信号的双重控制，从而能够根据身体能量水平精巧地调节食欲。但在已经出现肥胖问题的动物体内，下丘脑感知“饱”信号的能力会显著下降，感知“饿”信号的能力却会提升，两者相加的结果是肥胖的动物更容易感觉到饿，更容易开始进食。换句话说，贪吃暴食除了是一种“吃货”的进化本能，还可能是一种病理性的神经生物学现象。